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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一直承诺做到四点：共享繁荣，让公民有发言权，以专业知识驱动治理，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民主承诺的四大支柱似乎都已坍塌。

　　民主党人曾警告，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但美国选民几乎不为所动。这本不应让人感到意外。在2024年1月的盖洛普民调中，仅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满意，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低。

　　民主承诺无法兑现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一直承诺做到四点：共享繁荣，让公民有发言权，以专业知识驱动治理，以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但与其他富裕(甚至中等收入)的民主一样，美国民主也未能实现这些愿望。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二战后的30年里，民主带来了好处，尤其是共同繁荣。所有人口群体(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迅速增长，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戛然而止。自那之后，不平等现象激增，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工资几乎没有增长。约一半的美国劳动力眼睁睁地看着另一半人的收入飙升。

　　尽管过去十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新冠疫情引发的通货膨胀激增给工薪家庭、尤其是城市工薪家庭造成巨大损失，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将经济状况而不是民主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在过去40年里，剥夺选民权利已成为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正如社会学家阿利·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所说，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生活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美国人，开始觉得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由科技企业家、银行家、专业人士等组成的联盟，他们与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共同的优先事项。在过去四年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和媒体生态系统不断强调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疏远了许多选民。

　　如果这仅仅是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在设定议程，那么人们也许还能安慰自己说，至少专家们在发挥作用。但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专业知识驱动治理的承诺就变得空洞无物。正是专家们设计了金融体系，声称是为了公共利益。但这不仅被证明不是真的，而且政治家和监管者急于拯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对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生计的美国人无动于衷。

　　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公众对专业知识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封锁和疫苗等问题成了检验科学信仰的试金石。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因在主流媒体上被禁言，被迫转向受众迅速增长的其他媒体。

　　这让我们想到美国民主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承诺。在某些方面，民主制度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从19世纪开始，美国和许多欧洲颁布法律，以确保公共服务领域任人唯贤的选拔机制并遏制腐败，随后又制定法规，保护公众免受从汽车到药品等新产品带来的风险。

　　然而，随着规章制度和安全程序成倍增加，公共服务的效率越来越低。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新的安全法规和程序的引入，美国每英里高速公路的政府支出增加了两倍多。建筑业生产率的类似下降也要归咎于繁琐的土地使用法规。不仅成本增加了，那些旨在确保安全、透明、顺应民意的程序还导致各种基础设施项目长期拖延，其他公共服务(例如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

　　总而言之，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民主承诺的四大支柱似乎都已坍塌。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美国人倾向于另一种政治安排。美国人仍为自己的感到自豪，并承认民主特质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消息是，民主可以重建并变得更加稳固。这一过程必须从关注共同繁荣和公民发言权入手，这意味着要减少巨额资金在政治中的作用。同样，虽然民主离不开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但无疑可以减少专业知识的政治化色彩。政府专家应来自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如果能在地方政府层面安排更多专家，也能有所助益。

　　当然，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治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作为对美国民主的明显威胁，他将在未来四年内侵蚀许多关键的制度规范。

　　本文由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2月3日发表，原题为《美国民主的衰落与复兴》，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杰姆奥卢。

　　来源：参考消息微信公众号